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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借丽姬的典故来比喻人对待生死的态度，人们惧怕死亡就像丽姬当初惧怕进宫一样，既然我们不知道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又何必面对死亡而哭泣？
清朝顺治皇帝曾说：“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未出生当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娘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知道自己是谁吗？唯有慢慢长大后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我”的存在，等往生闭上眼后，请问自己又是谁？在佛家看来，死去的只是人的躯壳，真正的生命则是绵延不断的。人有生老病死，所以“生，未尝可喜；死，也未尝可悲”。这便是佛教对于生死的看法。
佛陀的弟子总是问佛陀：“佛死了都到哪里去了呢？”佛陀总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但这个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提出来，于是佛陀对弟子说：“拿一支蜡烛来，我会让你们知道佛死了到哪里去了。”弟子急忙拿来了蜡烛，佛陀说：“把蜡烛点亮，然后拿来靠近我，让我看见蜡烛的光。”弟子把蜡烛拿到佛陀的面前，还用手遮掩着，生怕火被风吹灭，但佛陀训斥弟子说：“为什么要遮掩呢？该灭的自然会灭，遮掩是没有用的。就像死，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佛陀就吹灭了蜡烛说：“有谁知道蜡烛的光到哪里去了？它的火焰到哪里去了？”弟子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说不出来。佛陀说：“佛死就如蜡烛熄灭，蜡烛的光到什么地方去了，佛死了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和火焰熄灭一样道理，佛死了，他也消灭了。他是整体的一部分，他和整体共存亡。”
佛陀的用意在于告诫世人：死亡就是死亡，想那么多做什么呢？
在此，我们不由得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名论断——向死而生。对于一个生命群体来说，它的死，是为了更好地新生。就像新陈代谢，旧的、老的死去，换来新的、进步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死不是无谓的，而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死，是为了更好地新生的死。
关于死亡、存在和重生，中国历史中有太多这样的传说，比如凤凰涅槃，不死鸟等；在战场上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典故，“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这几句形容的就是项羽早年的英雄事迹。
尽管涅槃和重生只是一种传说，但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讲，生就是向死而生，死就是向生而死。一个生命死了，但是很快就有另一个生命来到世间，生生死死，绵绵不绝，恰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你如果用一种超脱、达观的态度去面对死亡，把死亡当作一次再生的机会，人生不过重来一回，就能减轻生的压力，活得逍遥自在。当你明白了这点，你就做到了王阳明所说的“从根本求生死”，也就对生死无所畏惧了。
空灵而不糊涂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王阳明认为，让心空灵而不糊涂，各种道理存于心中，万事万物就会呈现出来。这其实是说，在人的本心之外没有什么天理，离开了人的本心，也就没有事物。
佛家常劝诫世人：要想让心灵充盈欢乐，首先要让心灵清明空灵，拂拭心上的积尘，不为外物所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抛却人生的烦恼和苦痛，方能悟得空空大道，获知欢乐幸福的人生境界。
无论是王阳明的“空”，还是佛家的“空”，都不是一无所有的虚空，而是包含了极其深刻的意义，即王阳明所说的让心空灵而不糊涂。一方面，“空”是指万事万物都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因此，要求我们达到一种无我——消除个人私欲的境界；而另一方面，“空”也是“不空”，无论是儒家圣人还是佛学大师都讲究点化世人、普度众生，因此，它是一份救世的事业。由此来看，“空”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以无我的精神去从事世间的种种事业。
对于“空”的意义，有人作了更形象的比喻：“空”是“0”，0本身什么都没有，但若将0放在1的后面，则成为“10”；若将0放在10的后面，则成为“100”；放在100的后面，则成为“1000”……可以无限地增加。由此可知，一个“0”，你说它没有用，它却能生起大作用。“空”也是如此，“空”好似什么都没有，其实，它存在于宇宙世间，并且能包含万物。
佛陀在灵山会上，出示手中的一颗随色摩尼珠，问四方天王：“你们说说看，这颗摩尼珠是什么颜色？”
四方天王看后，各说是青、黄、红、白等不同的色泽。
佛陀将摩尼珠收回，张开空空的手掌，又问：“那现在我手中的这颗摩尼珠又是什么颜色？”
四方天王异口同声说：“世尊，您现在手中一无所有，哪有什么摩尼珠呢？”
佛陀于是说：“我拿世俗的珠子给你们看，你们都会分辨它的颜色，但真正的宝珠在你们面前，你们却视而不见，这是多么颠倒啊！”
佛陀的手中虽然空无一物，但就像苏轼的诗句所说：“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正因为“空无”，所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佛陀感叹世人“颠倒”，因为世人只执着于“有”，而不知道“空”的无穷妙用；世人总是被外在的、有形的东西所迷惑，而看不见内在的、无形的本性和生活，而那才是最宝贵的明珠。
有人说：“空是佛教的X光。”其实，这句话应该改为“空是人生的X光”，因为宇宙世间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要经过“空”加以透视，然后才能体认它的本相。
空，是从内心深处摆脱周遭的羁绊，进入心无旁骛的至高境界；是踏上了心灵的解脱之路，使内心感受到的万物远远超过自己视线范围内的一切。此时的内心，呈现的是一种空无的状态，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空明之心。空，才能容万物。运用到生活中，即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需要给彼此一定的空间，才能畅所欲言、和平相处。与其用金钱权利、名誉地位将内心满满地填充，何不索性全部放下，将心腾空，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脱呢？
因此，普通人若能抛开杂念，使内心纯净空明，那么，即便才能有高下之分，也同样可以成为圣人。
把心学应用到万事万物上
或问：“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
先生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有人问：“佛家也务求养心，但它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为什么呢？”
王阳明回答说：“我们儒家提倡养心，但从来都没有脱离过具体的事物，只是顺应天理自然，那就是功夫。而佛家却要全部断绝人间事物，把心看作是幻象，慢慢地便进入虚无空寂中去了。他们与世间再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不能治理天下。”
心学作为心性儒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的，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看似与佛学的心法修教十分相似，但佛学只求出世，而心学则是用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即儒学所说的“内圣外王”。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平国安邦、著书立说、驰骋骑射，全无中国文人的懦弱单薄。他动静兼入极致，顿悟深远，知行合一，于平凡中体现伟大，于入世中明见其出世的心境。由此来看，王阳明的一生严格奉行了他自己所提出的“把我们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的理念，最终将心学发扬光大，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心灵欢欣的智慧。
曾经有一个县令长期听王阳明讲学，他却遗憾地对王阳明说：“先生的学说实在是好，只是我平时要处理的文件繁多，案子复杂，没有什么时间去深入研究先生的这些学问。”
王阳明听了，教导他说：“我什么时候叫你离开你的文件、案子凭空去做学问了？你既然要处理案件，就在处理案件上做学问，这才是真正的‘格物’。比如，你在审理案件时，不能因当事人回答时无礼而发怒，不能因当事人言辞委婉周密而高兴，不能因当事人说情而心生厌恶乃至故意惩罚他，不能因当事人哀求就屈意答应他，不能因自己事务繁杂而随便断案，不能因别人罗织罪名诽谤陷害而按他们的意愿处治。如果你能认真反省体察克己，唯恐心中有丝毫的偏私而错判了是非，你就已经是在实践我所讲的‘致良知’了，哪里还需要另外花时间来研究我说的那些学问呢？总之，处理文件、审理案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如果脱离了具体事物去做学问，反而会落空。”
由此可见，只要我们不存私心，踏踏实实地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情，就已经是在“致良知”了。
有个修鞋匠每天都要经过不同的城镇，给不同的人修补不同的鞋子。有时候他会遭遇狂风暴雨，阻塞去路；有时候挣不上多少钱，饥肠辘辘。但是他的身影从来没有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过，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都会准时地将双脚踏在这片宽阔的土地上。
修鞋匠已经修了十几年的鞋，所经手的鞋有高档货，也有廉价货，有礼貌的顾客也有故意刁难的市井无赖。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个修鞋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认认真真地完成他的工作。他以此为乐，生活虽然过得很清贫，但是他依然很快乐。
每当有人向他谈起“嗨，伙计，你用不着这样，修鞋嘛，能穿就行了，用不着那么认真”等类似的话时。这个修鞋匠总是这样说：“那样我无法面对自己，生活也就没意思了，你说，我怎么能快乐呢？”
“你一定能活得很长寿。”大家都这样说。
“谢谢，我的朋友，其实，我也这么认为。”修鞋匠憨憨地笑着。
这个平凡的修鞋匠就是一个拥有纯明良知且懂得将自己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的人，因而他才会风雨无阻地为人们修鞋，认认真真修补每一双鞋。不为别的，只为了能够“面对自己”，所以，他是快乐的。
王阳明又何尝不是如此，他通过对万事万物的体验而提出了“良知”、“致良知”的修心之说。在良知与致良知上，他更看重后者，认为不讲学，圣学不明，因而他也成为当时天下最“多言”的人。他通过讲学、研讨、撰写诗文、通信等方式，广为传播文化，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也正是因为他把自身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才得以将心学发扬光大，帮助更多的人寻求心灵的安宁与喜悦。这种引领万事万物共同成长的行为，正是修心的最高境界。
只要肯“下学”，自然能够成功
问上达功夫。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功夫。”
弟子陆澄向王阳明求教参悟天理的功夫。
王阳明回答说：“后世儒生教人，才涉及精微之处，便说不应当学参悟天理的功夫，只学一些简单的基础知识和思想方法，于是将‘上达’和‘下学’分开了。那些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嘴巴说得出、心里想得到的，都是‘下学’；而那些不能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嘴巴说出、心里想到的，就是‘上达’。比如说树木的栽种，都是属于‘下学’，至于树木的生长，就是‘上达’，不会被人力干预。所以凡是那些能够用功学到的、用言语告知的，都只是‘下学’，‘上达’只存在于‘下学’当中。凡是圣人谈到的虽然极其精微，但也只是‘下学’而已。学者只需在‘下学’的功夫里用功，自然而然就能达到‘上达’的功夫，而不必要在别的地方去寻‘上达’的功夫。”
其实，说得简单一点，“下学”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小事情，“上达”指的是人们良好的修养。在王阳明看来，如果人们能够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就能因小成大，修炼出超凡脱俗的个人修养，获得幸福与成功。
下面是卡菲瑞先生回忆比尔·盖茨小时候的事而写下的文字：
1965年，我在西雅图景岭学校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一天，有同事推荐一个四年级学生来图书馆帮忙，并说这个孩子聪颖好学。不久，一个瘦小的男孩来了，我先给他讲了图书分类法，然后让他把已归还图书馆却放错了位的图书放回原处。小男孩问：“像是当侦探吗？”我回答：“那当然。”接着，男孩不遗余力地在书架的迷宫中穿来插去，小休时，他已找出了三本放错地方的图书。第二天他来得更早，而且更不遗余力。干完一天的活后，他正式请求我让他担任图书管理员。又过了两个星期，他突然邀请我上他家做客。吃晚餐时，孩子母亲告诉我他们要搬家了，到附近一个住宅区。孩子听说转校却担心起来：“我走了谁来整理那些站错队的书呢？”
我一直记挂着这个孩子。结果没过多久，他又在我的图书馆门口出现了，并欣喜地告诉我，那边的图书馆不让学生干，妈妈把他转回我们这边来上学，由他爸爸用车接送。“如果爸爸不带我，我就走路来。”其实，我当时心里便应该有数，这小家伙决心如此坚定，又能为人着想，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不过，我可没想到他会成为信息时代的天才、微软电脑公司大亨，美国巨富——比尔·盖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比尔·盖茨在对待图书馆工作这样的小事上，就已经表现出一种超乎同龄人的责任心，难怪他能在信息时代叱咤风云。
吉祥上师曾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就要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不愿意做小事的人，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而生活中，总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些细琐小事不应该去理会，而且连替自己开脱的理由也显得理直气壮，“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但是，这些人似乎忘记了一点，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从简单小事开始做起的。而他们与我们所不同的只是面对小事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做的事并非小事，而是修养心性、获取人生幸福的大事，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的人生大事。
点亮心灯
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闲有个诀窍。”
曰：“请问如何？”
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
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缺。”
正德十五年（1520年），弟子陈九川再次见到了王阳明，问：“最近我致良知的功夫虽然能够掌握一些关键地方，但仍旧很难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所在。”
王阳明回答说：“你应到心上去寻找天理，这便是所谓的‘理障’。这里边有一个诀窍。”
陈九川又问：“是什么诀窍？”
王阳明回答说：“只是一个‘致知’。”
陈九川又问：“怎么去致呢？”
王阳明回答说：“你心里的那一点良知，便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在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对它一丝一毫都隐瞒不得。你只需不去欺骗良知，切切实实地顺从良知去做。善便存养，恶便去除，这样何等稳当快乐！这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诀、‘致知’的实在功夫。如果不凭借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也是近几年才清楚明白地体会到这些。刚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恐怕会有不足，但精细地看，就会发现并没有什么缺陷。”
一个人有多大的灵性，在于他的心灵具有多大的灵性。生活中的每一次沧海桑田，每一次悲欢离合，都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感悟。如果我们的心是暖的，那么眼前出现的一切都是灿烂的阳光、晶莹的露珠、五彩缤纷的落英和随风飘散的白云，一切都变得那么惬意和甜美，无论生活有多么清苦和艰辛，都会感受到天堂般的快乐。心若冷了，再炽热的烈火也无法给我们带来一丝的温暖，我们的眼中也充斥着无边的黑暗、冰封的雪谷、残花败絮的凄凉。
因此，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懂得珍视、呵护自己的心灵，才能保持个人的真善。
有一位小尼姑去见师父，悲哀地对师父说：“师父!我已经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多年，每天在这青山白云之间，茹素礼佛，暮鼓晨钟，经读得多了，心中的执念不但不减，反而增加，怎么办啊?”师父对她说：“点一盏灯，使它不但能照亮你，而且不会留下你的身影，就可以体悟了!”
几十年之后，有一所尼姑庵远近驰名，大家都称之为万灯庵。因为庵中点了成千上万的灯，使人走入其间，仿佛步入一片灯海，灿烂辉煌。这所万灯庵的住持就是当年的那位小尼姑，她虽然年事已高，并拥有上百个徒弟，但是仍然不快乐。因为尽管她每做一桩功德，都点一盏灯，却无论把灯放在脚边，悬在顶上，乃至以一片灯海将自己团团围住，还是会见到自己的影子。灯越亮，影子越显；灯越多，影子也越多。她困惑了，却已经没有师父可以问，因为师父早已去世，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后来，她圆寂了。据说就在圆寂前她终于体悟到了禅理的机要。她没有在万灯之间找到一生寻求的东西，却在黑暗的禅房里悟道。她发觉身外的成就再高，如同灯再亮，却只能造成身后的影子。唯有一个方法，能使自己皎然澄澈，心无挂碍，那就是，点亮一盏心灵之灯。
点亮心灯，人生才能温暖光明，由心灯发出的光，才不会留下自己的影子。不管身外多么黑暗，只要你的心是光明的，黑暗就侵蚀不了你的心。不要被别人的言语诱惑，围绕着你的心去生活，就能绽放你自己的生命色彩，实现你生命的圆满和美丽。“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世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是宋代禅僧茶陵郁的一首悟道诗，他说的那颗明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灵。正如王阳明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只有点亮自己的心灯，踏踏实实地根据心来行事，才能稳稳当当地享受快乐。
庄子借丽姬的典故来比喻人对待生死的态度，人们惧怕死亡就像丽姬当初惧怕进宫一样，既然我们不知道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又何必面对死亡而哭泣？
清朝顺治皇帝曾说：“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未出生当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娘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知道自己是谁吗？唯有慢慢长大后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我”的存在，等往生闭上眼后，请问自己又是谁？在佛家看来，死去的只是人的躯壳，真正的生命则是绵延不断的。人有生老病死，所以“生，未尝可喜；死，也未尝可悲”。这便是佛教对于生死的看法。
佛陀的弟子总是问佛陀：“佛死了都到哪里去了呢？”佛陀总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但这个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提出来，于是佛陀对弟子说：“拿一支蜡烛来，我会让你们知道佛死了到哪里去了。”弟子急忙拿来了蜡烛，佛陀说：“把蜡烛点亮，然后拿来靠近我，让我看见蜡烛的光。”弟子把蜡烛拿到佛陀的面前，还用手遮掩着，生怕火被风吹灭，但佛陀训斥弟子说：“为什么要遮掩呢？该灭的自然会灭，遮掩是没有用的。就像死，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佛陀就吹灭了蜡烛说：“有谁知道蜡烛的光到哪里去了？它的火焰到哪里去了？”弟子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说不出来。佛陀说：“佛死就如蜡烛熄灭，蜡烛的光到什么地方去了，佛死了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和火焰熄灭一样道理，佛死了，他也消灭了。他是整体的一部分，他和整体共存亡。”
佛陀的用意在于告诫世人：死亡就是死亡，想那么多做什么呢？
在此，我们不由得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名论断——向死而生。对于一个生命群体来说，它的死，是为了更好地新生。就像新陈代谢，旧的、老的死去，换来新的、进步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死不是无谓的，而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死，是为了更好地新生的死。
关于死亡、存在和重生，中国历史中有太多这样的传说，比如凤凰涅槃，不死鸟等；在战场上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典故，“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这几句形容的就是项羽早年的英雄事迹。
尽管涅槃和重生只是一种传说，但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讲，生就是向死而生，死就是向生而死。一个生命死了，但是很快就有另一个生命来到世间，生生死死，绵绵不绝，恰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你如果用一种超脱、达观的态度去面对死亡，把死亡当作一次再生的机会，人生不过重来一回，就能减轻生的压力，活得逍遥自在。当你明白了这点，你就做到了王阳明所说的“从根本求生死”，也就对生死无所畏惧了。
空灵而不糊涂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王阳明认为，让心空灵而不糊涂，各种道理存于心中，万事万物就会呈现出来。这其实是说，在人的本心之外没有什么天理，离开了人的本心，也就没有事物。
佛家常劝诫世人：要想让心灵充盈欢乐，首先要让心灵清明空灵，拂拭心上的积尘，不为外物所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抛却人生的烦恼和苦痛，方能悟得空空大道，获知欢乐幸福的人生境界。
无论是王阳明的“空”，还是佛家的“空”，都不是一无所有的虚空，而是包含了极其深刻的意义，即王阳明所说的让心空灵而不糊涂。一方面，“空”是指万事万物都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因此，要求我们达到一种无我——消除个人私欲的境界；而另一方面，“空”也是“不空”，无论是儒家圣人还是佛学大师都讲究点化世人、普度众生，因此，它是一份救世的事业。由此来看，“空”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以无我的精神去从事世间的种种事业。
对于“空”的意义，有人作了更形象的比喻：“空”是“0”，0本身什么都没有，但若将0放在1的后面，则成为“10”；若将0放在10的后面，则成为“100”；放在100的后面，则成为“1000”……可以无限地增加。由此可知，一个“0”，你说它没有用，它却能生起大作用。“空”也是如此，“空”好似什么都没有，其实，它存在于宇宙世间，并且能包含万物。
佛陀在灵山会上，出示手中的一颗随色摩尼珠，问四方天王：“你们说说看，这颗摩尼珠是什么颜色？”
四方天王看后，各说是青、黄、红、白等不同的色泽。
佛陀将摩尼珠收回，张开空空的手掌，又问：“那现在我手中的这颗摩尼珠又是什么颜色？”
四方天王异口同声说：“世尊，您现在手中一无所有，哪有什么摩尼珠呢？”
佛陀于是说：“我拿世俗的珠子给你们看，你们都会分辨它的颜色，但真正的宝珠在你们面前，你们却视而不见，这是多么颠倒啊！”
佛陀的手中虽然空无一物，但就像苏轼的诗句所说：“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正因为“空无”，所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佛陀感叹世人“颠倒”，因为世人只执着于“有”，而不知道“空”的无穷妙用；世人总是被外在的、有形的东西所迷惑，而看不见内在的、无形的本性和生活，而那才是最宝贵的明珠。
有人说：“空是佛教的X光。”其实，这句话应该改为“空是人生的X光”，因为宇宙世间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要经过“空”加以透视，然后才能体认它的本相。
空，是从内心深处摆脱周遭的羁绊，进入心无旁骛的至高境界；是踏上了心灵的解脱之路，使内心感受到的万物远远超过自己视线范围内的一切。此时的内心，呈现的是一种空无的状态，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空明之心。空，才能容万物。运用到生活中，即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需要给彼此一定的空间，才能畅所欲言、和平相处。与其用金钱权利、名誉地位将内心满满地填充，何不索性全部放下，将心腾空，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脱呢？
因此，普通人若能抛开杂念，使内心纯净空明，那么，即便才能有高下之分，也同样可以成为圣人。
把心学应用到万事万物上
或问：“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
先生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有人问：“佛家也务求养心，但它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为什么呢？”
王阳明回答说：“我们儒家提倡养心，但从来都没有脱离过具体的事物，只是顺应天理自然，那就是功夫。而佛家却要全部断绝人间事物，把心看作是幻象，慢慢地便进入虚无空寂中去了。他们与世间再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不能治理天下。”
心学作为心性儒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的，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看似与佛学的心法修教十分相似，但佛学只求出世，而心学则是用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即儒学所说的“内圣外王”。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平国安邦、著书立说、驰骋骑射，全无中国文人的懦弱单薄。他动静兼入极致，顿悟深远，知行合一，于平凡中体现伟大，于入世中明见其出世的心境。由此来看，王阳明的一生严格奉行了他自己所提出的“把我们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的理念，最终将心学发扬光大，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心灵欢欣的智慧。
曾经有一个县令长期听王阳明讲学，他却遗憾地对王阳明说：“先生的学说实在是好，只是我平时要处理的文件繁多，案子复杂，没有什么时间去深入研究先生的这些学问。”
王阳明听了，教导他说：“我什么时候叫你离开你的文件、案子凭空去做学问了？你既然要处理案件，就在处理案件上做学问，这才是真正的‘格物’。比如，你在审理案件时，不能因当事人回答时无礼而发怒，不能因当事人言辞委婉周密而高兴，不能因当事人说情而心生厌恶乃至故意惩罚他，不能因当事人哀求就屈意答应他，不能因自己事务繁杂而随便断案，不能因别人罗织罪名诽谤陷害而按他们的意愿处治。如果你能认真反省体察克己，唯恐心中有丝毫的偏私而错判了是非，你就已经是在实践我所讲的‘致良知’了，哪里还需要另外花时间来研究我说的那些学问呢？总之，处理文件、审理案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如果脱离了具体事物去做学问，反而会落空。”
由此可见，只要我们不存私心，踏踏实实地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情，就已经是在“致良知”了。
有个修鞋匠每天都要经过不同的城镇，给不同的人修补不同的鞋子。有时候他会遭遇狂风暴雨，阻塞去路；有时候挣不上多少钱，饥肠辘辘。但是他的身影从来没有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过，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都会准时地将双脚踏在这片宽阔的土地上。
修鞋匠已经修了十几年的鞋，所经手的鞋有高档货，也有廉价货，有礼貌的顾客也有故意刁难的市井无赖。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个修鞋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认认真真地完成他的工作。他以此为乐，生活虽然过得很清贫，但是他依然很快乐。
每当有人向他谈起“嗨，伙计，你用不着这样，修鞋嘛，能穿就行了，用不着那么认真”等类似的话时。这个修鞋匠总是这样说：“那样我无法面对自己，生活也就没意思了，你说，我怎么能快乐呢？”
“你一定能活得很长寿。”大家都这样说。
“谢谢，我的朋友，其实，我也这么认为。”修鞋匠憨憨地笑着。
这个平凡的修鞋匠就是一个拥有纯明良知且懂得将自己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的人，因而他才会风雨无阻地为人们修鞋，认认真真修补每一双鞋。不为别的，只为了能够“面对自己”，所以，他是快乐的。
王阳明又何尝不是如此，他通过对万事万物的体验而提出了“良知”、“致良知”的修心之说。在良知与致良知上，他更看重后者，认为不讲学，圣学不明，因而他也成为当时天下最“多言”的人。他通过讲学、研讨、撰写诗文、通信等方式，广为传播文化，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也正是因为他把自身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才得以将心学发扬光大，帮助更多的人寻求心灵的安宁与喜悦。这种引领万事万物共同成长的行为，正是修心的最高境界。
只要肯“下学”，自然能够成功
问上达功夫。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功夫。”
弟子陆澄向王阳明求教参悟天理的功夫。
王阳明回答说：“后世儒生教人，才涉及精微之处，便说不应当学参悟天理的功夫，只学一些简单的基础知识和思想方法，于是将‘上达’和‘下学’分开了。那些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嘴巴说得出、心里想得到的，都是‘下学’；而那些不能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嘴巴说出、心里想到的，就是‘上达’。比如说树木的栽种，都是属于‘下学’，至于树木的生长，就是‘上达’，不会被人力干预。所以凡是那些能够用功学到的、用言语告知的，都只是‘下学’，‘上达’只存在于‘下学’当中。凡是圣人谈到的虽然极其精微，但也只是‘下学’而已。学者只需在‘下学’的功夫里用功，自然而然就能达到‘上达’的功夫，而不必要在别的地方去寻‘上达’的功夫。”
其实，说得简单一点，“下学”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小事情，“上达”指的是人们良好的修养。在王阳明看来，如果人们能够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就能因小成大，修炼出超凡脱俗的个人修养，获得幸福与成功。
下面是卡菲瑞先生回忆比尔·盖茨小时候的事而写下的文字：
1965年，我在西雅图景岭学校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一天，有同事推荐一个四年级学生来图书馆帮忙，并说这个孩子聪颖好学。不久，一个瘦小的男孩来了，我先给他讲了图书分类法，然后让他把已归还图书馆却放错了位的图书放回原处。小男孩问：“像是当侦探吗？”我回答：“那当然。”接着，男孩不遗余力地在书架的迷宫中穿来插去，小休时，他已找出了三本放错地方的图书。第二天他来得更早，而且更不遗余力。干完一天的活后，他正式请求我让他担任图书管理员。又过了两个星期，他突然邀请我上他家做客。吃晚餐时，孩子母亲告诉我他们要搬家了，到附近一个住宅区。孩子听说转校却担心起来：“我走了谁来整理那些站错队的书呢？”
我一直记挂着这个孩子。结果没过多久，他又在我的图书馆门口出现了，并欣喜地告诉我，那边的图书馆不让学生干，妈妈把他转回我们这边来上学，由他爸爸用车接送。“如果爸爸不带我，我就走路来。”其实，我当时心里便应该有数，这小家伙决心如此坚定，又能为人着想，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不过，我可没想到他会成为信息时代的天才、微软电脑公司大亨，美国巨富——比尔·盖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比尔·盖茨在对待图书馆工作这样的小事上，就已经表现出一种超乎同龄人的责任心，难怪他能在信息时代叱咤风云。
吉祥上师曾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就要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不愿意做小事的人，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而生活中，总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些细琐小事不应该去理会，而且连替自己开脱的理由也显得理直气壮，“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但是，这些人似乎忘记了一点，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从简单小事开始做起的。而他们与我们所不同的只是面对小事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做的事并非小事，而是修养心性、获取人生幸福的大事，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的人生大事。
点亮心灯
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闲有个诀窍。”
曰：“请问如何？”
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
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缺。”
正德十五年（1520年），弟子陈九川再次见到了王阳明，问：“最近我致良知的功夫虽然能够掌握一些关键地方，但仍旧很难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所在。”
王阳明回答说：“你应到心上去寻找天理，这便是所谓的‘理障’。这里边有一个诀窍。”
陈九川又问：“是什么诀窍？”
王阳明回答说：“只是一个‘致知’。”
陈九川又问：“怎么去致呢？”
王阳明回答说：“你心里的那一点良知，便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在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对它一丝一毫都隐瞒不得。你只需不去欺骗良知，切切实实地顺从良知去做。善便存养，恶便去除，这样何等稳当快乐！这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诀、‘致知’的实在功夫。如果不凭借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也是近几年才清楚明白地体会到这些。刚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恐怕会有不足，但精细地看，就会发现并没有什么缺陷。”
一个人有多大的灵性，在于他的心灵具有多大的灵性。生活中的每一次沧海桑田，每一次悲欢离合，都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感悟。如果我们的心是暖的，那么眼前出现的一切都是灿烂的阳光、晶莹的露珠、五彩缤纷的落英和随风飘散的白云，一切都变得那么惬意和甜美，无论生活有多么清苦和艰辛，都会感受到天堂般的快乐。心若冷了，再炽热的烈火也无法给我们带来一丝的温暖，我们的眼中也充斥着无边的黑暗、冰封的雪谷、残花败絮的凄凉。
因此，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懂得珍视、呵护自己的心灵，才能保持个人的真善。
有一位小尼姑去见师父，悲哀地对师父说：“师父!我已经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多年，每天在这青山白云之间，茹素礼佛，暮鼓晨钟，经读得多了，心中的执念不但不减，反而增加，怎么办啊?”师父对她说：“点一盏灯，使它不但能照亮你，而且不会留下你的身影，就可以体悟了!”
几十年之后，有一所尼姑庵远近驰名，大家都称之为万灯庵。因为庵中点了成千上万的灯，使人走入其间，仿佛步入一片灯海，灿烂辉煌。这所万灯庵的住持就是当年的那位小尼姑，她虽然年事已高，并拥有上百个徒弟，但是仍然不快乐。因为尽管她每做一桩功德，都点一盏灯，却无论把灯放在脚边，悬在顶上，乃至以一片灯海将自己团团围住，还是会见到自己的影子。灯越亮，影子越显；灯越多，影子也越多。她困惑了，却已经没有师父可以问，因为师父早已去世，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后来，她圆寂了。据说就在圆寂前她终于体悟到了禅理的机要。她没有在万灯之间找到一生寻求的东西，却在黑暗的禅房里悟道。她发觉身外的成就再高，如同灯再亮，却只能造成身后的影子。唯有一个方法，能使自己皎然澄澈，心无挂碍，那就是，点亮一盏心灵之灯。
点亮心灯，人生才能温暖光明，由心灯发出的光，才不会留下自己的影子。不管身外多么黑暗，只要你的心是光明的，黑暗就侵蚀不了你的心。不要被别人的言语诱惑，围绕着你的心去生活，就能绽放你自己的生命色彩，实现你生命的圆满和美丽。“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世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是宋代禅僧茶陵郁的一首悟道诗，他说的那颗明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灵。正如王阳明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只有点亮自己的心灯，踏踏实实地根据心来行事，才能稳稳当当地享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