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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非中国独有的活儿，却属中国最擅长这玩意儿。可以说，中国太监制度产生之早、延续之久、影响之大，在世界上都属独一无二。
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时就有阉人，但那个时候还不成大气候。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刑罚开始加重，泛滥。此时，全国竟有超过七十万人被处以宫刑。皇宫里自然呆不下这些阉人，所以，绝大多数阉人变成了做苦力的刑徒，修万里长城，筑骊山，建阿房宫。
在秦王朝这七十万阉人中，其中不乏作奸犯科、为非作歹者，但也必有对社会制度不满，提出改良思想，或者做出改良措施的勇者。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怎能容忍有血性的人有生存空间？通过野蛮的阉割，中国的勇者大多就绝种了。而且，为了赶尽杀绝有血性的人，集权国家的统治者除了阉割，还有囚禁。像西汉王朝初期，长安人口不过五十万，却有十六七万囚犯。换句话说，十个人之中，就有三个人坐牢，这其中埋藏着多少悲剧和冤屈，自是不得而知了。西汉王朝初期，可算是太平盛世。太平盛世，尚且如此，战乱时代，更无从设想了。
“太监”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让后代阅史者在惊叹不已，悲愤难当之时，却又忍俊不禁，嗤笑中国历史文化的另类特色。公元十世纪，正逢五胡乱华十六国时期，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史称南汉。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于主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怅，更下了一纸文书：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进士出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方能当官。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
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白宫却是忍一时之痛，换取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构记载：“南海产净身男九百六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明朝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设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这真可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阉割他人者，制定了奇怪的治国方略，把“阉割制度”合理化，并普及到匹夫匹妇的观念之中；被人阉割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阉割制度”的合理性，并争相响应这种制度，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悲剧景象。可以说，阉割侵蚀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机体的一部分时，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中国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广义上来说，中国的黎民百姓遭受到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阉割，更有思想上的阉割。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就是一次典型的思想阉割。通过消灭思想的载体，从而达到阉割人民思想，控制人民头脑的目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上的齐放百花，在焚书坑儒中凋谢将尽。到了汉王朝，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保留百花中“儒家”一支独秀，其他的花朵都被砍杀了。王朝更迭，江河日下，人民的思想被控制在越来越狭小的空间内。到了隋朝，渐渐出现的科举制度，把天下的思想人士聚拢到皇帝一人的脚下，任其驱使。再到后来的八股文，把人民的思想牢牢控制在一个固定僵化的模子里，从而生产成千上万的“知识太监”毫无独立思想和人格，听任统治者的驱使，以笔为刀，杀人、毒人于无形之中。
通过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懈努力，人民的思想遭到了彻底的阉割和整齐的规范，很难有越轨的可能性。清朝思想家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曾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读书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整个中国，遭到统治者阉割思想的摧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病梅馆，畸人馆。
试想，在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阉割下，中国人怎能还有血性呢？
可中国人绝不是向来就没有种，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许多感人肺腑的豪侠事迹，像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要离等人，无不是可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壮士。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也大量列举了中国古人的勇猛与豪情，以激励其时代的同胞们在内忧外患中要挺起胸膛，不屈奋争。可早年人类的这些动人品质，如今已花果飘零、消磨殆尽、无有承继了。
“愚民之术”加上“阉民之术”造就了一批逆来顺受、不知抗争的可怜中国人。在中国近代历史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杀伐中，中国老百姓引颈就戮，遭受屠杀的惨状，真让人痛心不已，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怒其不幸好。在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中，中国人面对屠刀，仿佛受宰割的羔羊一般，丝毫不做反抗。侵略中国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其日记中记载南京大屠杀的场景：七千名俘虏聚集在两片栓在枯枝上作为投降旗帜用的破白布下，排成四队，衣衫褴褛，脸上带着愚昧的表情，像一群无知的羊。当东史郎得知两个连的日军要分批处死两个营的中国俘虏时，他想：如果他们决定站起来反抗，那日本部队就彻底完了。这些记录明显说明：中国有血性的男人都死绝种了。鲁迅说中国人如家畜，如绵羊，其评价真可谓有先见之明，且一针见效。鲁迅于1936年去世，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印证了他的评价。无论是公羊，还是母羊，在被杀的时候，很难会想到攻击。中国人的个性几乎与羔羊雷同。张纯如女士的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中记载，扬子江畔，一轮中国人被砍头，下一轮处理尸体，处理完后接着被砍头，再下一轮处理尸体，仿佛演一幕很默契的哑剧；男人看着自己的女人被强奸，孩子被挑插在刺刀上，丢进开水锅里，孕妇被剖腹杀死，全都默然无语。但怀崽的绵羊，由于母性使然，会攻击他物，书中记录了很多怀孕女性和日本兵厮打的故事
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功效，就在于让有血性的人变成没血性的人，让勇敢的人变成懦弱的人，让有种的人变成孬种的人。同处亚洲，对比日本人和韩国人，中国人显得老态龙钟，生气殆尽，早已没有了血气方刚的豪气，伸张正义的侠骨；同地球上其他种族的人比较，中国人更显得孱弱无力，不堪一击。所以，在我的处女作小说大地狮吼中，我写下了一段我不想写，却不得不写出的话语：
斯巴达人体内流的是“荣誉”美国人体内流的是“自由”日本人体内流的是“尊严”德国人体内流的是“自豪”以色列人体内流的是“强悍”韩国人体内流的是“情绪”中国人体内流的是“活着的欲望”为了活着，可以当叛徒，当汉奸，当虫豸。
期盼中国全体同胞早点过上“尊严人”的生活！
，虽非中国独有的活儿，却属中国最擅长这玩意儿。可以说，中国太监制度产生之早、延续之久、影响之大，在世界上都属独一无二。
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时就有阉人，但那个时候还不成大气候。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刑罚开始加重，泛滥。此时，全国竟有超过七十万人被处以宫刑。皇宫里自然呆不下这些阉人，所以，绝大多数阉人变成了做苦力的刑徒，修万里长城，筑骊山，建阿房宫。
在秦王朝这七十万阉人中，其中不乏作奸犯科、为非作歹者，但也必有对社会制度不满，提出改良思想，或者做出改良措施的勇者。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怎能容忍有血性的人有生存空间？通过野蛮的阉割，中国的勇者大多就绝种了。而且，为了赶尽杀绝有血性的人，集权国家的统治者除了阉割，还有囚禁。像西汉王朝初期，长安人口不过五十万，却有十六七万囚犯。换句话说，十个人之中，就有三个人坐牢，这其中埋藏着多少悲剧和冤屈，自是不得而知了。西汉王朝初期，可算是太平盛世。太平盛世，尚且如此，战乱时代，更无从设想了。
“太监”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让后代阅史者在惊叹不已，悲愤难当之时，却又忍俊不禁，嗤笑中国历史文化的另类特色。公元十世纪，正逢五胡乱华十六国时期，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史称南汉。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于主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怅，更下了一纸文书：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进士出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方能当官。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
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白宫却是忍一时之痛，换取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构记载：“南海产净身男九百六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明朝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设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这真可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阉割他人者，制定了奇怪的治国方略，把“阉割制度”合理化，并普及到匹夫匹妇的观念之中；被人阉割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阉割制度”的合理性，并争相响应这种制度，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悲剧景象。可以说，阉割侵蚀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机体的一部分时，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中国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广义上来说，中国的黎民百姓遭受到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阉割，更有思想上的阉割。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就是一次典型的思想阉割。通过消灭思想的载体，从而达到阉割人民思想，控制人民头脑的目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上的齐放百花，在焚书坑儒中凋谢将尽。到了汉王朝，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保留百花中“儒家”一支独秀，其他的花朵都被砍杀了。王朝更迭，江河日下，人民的思想被控制在越来越狭小的空间内。到了隋朝，渐渐出现的科举制度，把天下的思想人士聚拢到皇帝一人的脚下，任其驱使。再到后来的八股文，把人民的思想牢牢控制在一个固定僵化的模子里，从而生产成千上万的“知识太监”毫无独立思想和人格，听任统治者的驱使，以笔为刀，杀人、毒人于无形之中。
通过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懈努力，人民的思想遭到了彻底的阉割和整齐的规范，很难有越轨的可能性。清朝思想家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曾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读书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整个中国，遭到统治者阉割思想的摧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病梅馆，畸人馆。
试想，在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阉割下，中国人怎能还有血性呢？
可中国人绝不是向来就没有种，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许多感人肺腑的豪侠事迹，像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要离等人，无不是可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壮士。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也大量列举了中国古人的勇猛与豪情，以激励其时代的同胞们在内忧外患中要挺起胸膛，不屈奋争。可早年人类的这些动人品质，如今已花果飘零、消磨殆尽、无有承继了。
“愚民之术”加上“阉民之术”造就了一批逆来顺受、不知抗争的可怜中国人。在中国近代历史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杀伐中，中国老百姓引颈就戮，遭受屠杀的惨状，真让人痛心不已，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怒其不幸好。在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中，中国人面对屠刀，仿佛受宰割的羔羊一般，丝毫不做反抗。侵略中国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其日记中记载南京大屠杀的场景：七千名俘虏聚集在两片栓在枯枝上作为投降旗帜用的破白布下，排成四队，衣衫褴褛，脸上带着愚昧的表情，像一群无知的羊。当东史郎得知两个连的日军要分批处死两个营的中国俘虏时，他想：如果他们决定站起来反抗，那日本部队就彻底完了。这些记录明显说明：中国有血性的男人都死绝种了。鲁迅说中国人如家畜，如绵羊，其评价真可谓有先见之明，且一针见效。鲁迅于1936年去世，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印证了他的评价。无论是公羊，还是母羊，在被杀的时候，很难会想到攻击。中国人的个性几乎与羔羊雷同。张纯如女士的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中记载，扬子江畔，一轮中国人被砍头，下一轮处理尸体，处理完后接着被砍头，再下一轮处理尸体，仿佛演一幕很默契的哑剧；男人看着自己的女人被强奸，孩子被挑插在刺刀上，丢进开水锅里，孕妇被剖腹杀死，全都默然无语。但怀崽的绵羊，由于母性使然，会攻击他物，书中记录了很多怀孕女性和日本兵厮打的故事
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功效，就在于让有血性的人变成没血性的人，让勇敢的人变成懦弱的人，让有种的人变成孬种的人。同处亚洲，对比日本人和韩国人，中国人显得老态龙钟，生气殆尽，早已没有了血气方刚的豪气，伸张正义的侠骨；同地球上其他种族的人比较，中国人更显得孱弱无力，不堪一击。所以，在我的处女作小说大地狮吼中，我写下了一段我不想写，却不得不写出的话语：
斯巴达人体内流的是“荣誉”美国人体内流的是“自由”日本人体内流的是“尊严”德国人体内流的是“自豪”以色列人体内流的是“强悍”韩国人体内流的是“情绪”中国人体内流的是“活着的欲望”为了活着，可以当叛徒，当汉奸，当虫豸。
期盼中国全体同胞早点过上“尊严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