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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和我同岁,那阵子我们都五六岁模样。
桂花白白净净。团脸,兜下巴,大眼睛。或说,或笑,那脸,那下巴是不动的,那眼珠子虽然会动,也动得极缓,极涩,好像缺了点润眼的东西。
桂花是拉尿头的养囡。拉尿头一天到晚对着桂花骂:我种你个娘!我种你个娘!拉尿头当然有权利种桂花的娘,桂花娘是个梳着头髻的小寡妇,拖着她的会干活的大囡杏花改嫁出郑家湾去了,把个不会干活只会吃饭的桂花丢给了他。
拉尿头一辈子扛棺材,领养桂花那年,他的“扛”龄已经快达六十年,还继续“扛”而不止,只是在棺材两根竹杠中间连一根横担,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将横担拄一会儿,歇过气来再扛。他越歇,主家便越着急,越着急便越害怕得罪棺材头。棺材总是四个人扛的,号称“四把手”“四把手”若是发起犟来,喊声一,二,三!便将棺材当路一撂;棺材虽说最终入土,路上却是绝对触不得地的,不然死人的灵魂是不得安生的。所以每每遇上棺材头歇担,孝子孝女们哪怕正嚎得天昏地暗,也准会及时地跑来说好话,赔笑脸,阔气点的递红包,寒酸点的递香烟,一支又一支的递,递得“四把手”们的嘴巴里耳朵上横横竖竖都是烟,只差没往鼻孔眼里栽了。
没有死人的日子里,拉尿头就坐在家门口的婆瓜棚下喝酒。那个婆瓜棚上每年都挂着两个婆瓜,不摘,看着它们一天天老去,待秋后摘下锯开做瓜瓢。一条骨牌凳,一张矮竹椅,一撮炒蚕豆,一斤牛尿酒,拉尿头很耐心地一滴一滴地抿酒,也很耐心地一句一句地骂,骂着抿着就过了大半天。
不管是死人和不死人的日子里,桂花总能从拉尿头的骂声中,从那个密不透风的婆瓜棚下游离出来,倚在我家那钉着三百六十枚铜钉的大门上,怯怯地,静静地候着,等着我玩。她不敢进我家屋里来,她怕我妈。郑家湾所有的囡儿甚至所有的女人都忌讳我妈,因为我妈做人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又偏偏会挑剔别人。
若是我妈上课去了——顺便说一句:我妈是郑家湾小学里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师——我便赶忙招手让桂花进来。于是我和她席地而坐,或弹炒豆,或背柿瓤。那时候我们都穿小裤衩衩,坐下时,我早已懂得囡儿家应把哪些地方遮严,可是桂花不懂,常常露出那最不应该露出的部位,这便让我有些看不起,可是她却浑然不觉。
不管弹炒豆还是背柿瓤,我们都用“天来打”来决定谁先来。伸出巴掌朝下是“天”;中指架在食指上是“枪”;竖一个大拇指是“佛”;佛破天,天盖枪,枪打佛,如此轮回。桂花的脑子里没弯弯儿,我故意将手举肩上作枪状,她就以天来盖我,天——来——打!等我将手伸向前面,早已变成了“佛”如此往复,她却不思变。所以只要坐下来一会儿,她的那些炒豆柿瓤全都窸窸窣窣地跑进我兜兜里,赢得我索然无味。
有一天,桂花又来到我们家的大门口。隔着院子,她看见我妈忙碌着的身影,便不敢作声。我怕她走掉,便拉长了声音——我家院子大,不拉长声音就不听不见——招呼道:日昼饭吃了么——?
吃了——!她同样拉长了声音回答,嗓门却细细的。
吃么饭——?那天我妈情绪好,我的话便多了。
粥——她显然是害怕我妈,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我也吃粥!
我,我吃饭呢——她发觉自己说错了,很认真地纠正道。郑家湾的“饭”是指干饭。那时候吃顿杂粮干饭、菜干饭都很稀罕,躲躲藏藏像做贼一般,吃顿净白米粥也怕人讲话。想到这个,我便多了个心眼:
我吃番薯丝粥呢!
我吃单单白米饭!——桂花说。
我吃单单番薯丝汤!——我来了戏劲,特别大声地说。
为了这句“单单番薯丝汤”从来只会责怪我的妈妈破天荒地夸奖我道:“两银雇句!”意思是我这句话值一两银子,或者是雇人说这句话要花一两银子。虽说那时我还没见过银子,但妈妈的最高赞扬已让我受宠若惊。妈妈还对着我数落桂花道:真个是呆大囡,吃顿白米饭还嚷嚷得整个郑家湾都听得见!
后来我便到妈的学校里上小学了,桂花也想上,拉尿头暴出眼珠子骂:我种你个娘!种死你个娘!想我供你读书,做梦!叫你阴间的亲爸回转来吧!桂花便哀哀地哭,哭得有气无力,却有股韧劲。于是我妈便跑到拉尿头家里去。见了我妈,拉尿头骂人的舌头便缩了进去。妈讲了大道理,又讲了小道理,拉尿头只是不响。妈便拉了张椅子坐下,教桂花“挑花”那是一种不需要花绷的十字绣花,只需五纱六纱地数坯布的经纬,一挑一挑地用针。背面全是短竖竖,正面却全是小xx,无数的小xx聚在一起便成了美丽的花朵了。
当桂花用挑花挑来的钱缴学费缴到五年级时,拉尿头便将她许给了同村的泥水张。泥水张并不姓张,而是姓郑名阿张。郑家湾的囡儿都要走许人、嫁人这条路,所以桂花便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泥水张好高好高的个儿,高得像风吹的毛竹弯着腰。一个下雨天,我戴着个箬笠去上学,迎面来了泥水张,我异想天开地想看看他的脸,我的头仰了又仰,箬笠啪的一声掉到背后的泥水地里,还是没望清他的脸。
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桂花当然没考上。两个星期后我回到家里,桂花便放下手中的“花”倚在我家的大门上,很生分很羡慕地看着我。我拉了她进来,给她讲我们的县中,讲县中门前的那条金溪,讲金溪尽头的瀑布,和瀑布脚下的观瀑亭。
瓜瓢亭?桂花的双眼便圆了起来,半天一动也不动。我想她长到那么大,肯家只见过瓜瓢没见过亭,郑家湾的女人们,一直到老死也只是见过瓜瓢没见过亭。我比划着向她解释,可是越解释桂花的眼睛便越圆。于是我很想把桂花带到那个要命的亭子里去。可是转头一想,拉尿头虽然不敢种我个娘,但她肯定会“种”得桂花娘不得安生。
寒假里下了场稀罕的大雪,瘦骨嶙峋的郑家湾一夜之间变得又白又胖。我是中学生,总能想出些乡下囡儿想不出的玩意儿来。那天,我避开一湾的人,带着桂花阿眉等几个女友,顺着一条被雪装扮得像白鳗一般的小路,向大麦田前进。一路走着,我一路大呼小叫:雪哪,你是多么伟大,你把肮脏的田野变得这么纯净,你把坎坷的大地变得如此平整!
逃离了妈妈的管束,回避了挑剔的目光,躲开了多嘴的舌头,这世界属于我们,我们不疯更何待!我一下子往雪上躺去,像卷席子一般地卷了起来。阿眉马上学样,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桂花迟疑了一会,显然也抗拒不了诱惑,于是慢慢地躺倒,缓缓地卷了起来。我夸张地笑着,阿眉笑得最尖也最响,桂花也笑,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唯有一次真正的笑。
起来的时候,我和阿眉扭过来跳过去地拍打身上的雪,忽然看见桂花手掩额角,一脸的愁苦。我问怎么了?她说被埋在雪下的一块石头碰坏了。我望着这一望无际的纯净洁白,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面会有着阴谋,更弄不明白这阴谋就对准桂花而不是对准我和阿眉而来。
很快我们都十六岁了。这一年,泥水张父母递过话来,要在腊月廿六娶桂花过门。媒人站在拉尿头家的屋檐下,等着一个爽爽快快的回音。桂花一门心思挑她的花,好像这种图案式的花对最合适不过了,就是不对媒人吐个好字。拉尿头在一旁把她的妈种了一千次,桂花还是不吭气。拉尿头就差了他的扛棺材徒弟,把嫁到外头的桂花妈给叫来了。
我种死你个娘!拉尿头一见桂花娘就骂。桂花娘也是团脸,兜下巴,只是脸皮比桂花多了些黑油,脑袋后多了个牛屎大的头髻。桂花娘一听拉尿头骂,她不急也不恼,只是悠悠地答道:我娘在黄泥山上压番薯,你老要种请上山吧!“压番薯”是埋葬的意思,而“上山”则是专对死人而言。一句话噎得拉尿头气儿不顺,只是将眼珠子弹得像田螺肉,一旁喘喘着去了。桂花娘便拖了把矮椅,面对面地坐着去数落囡儿。她又是劝,又是骂,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桂花把头低了又低,鼻尖凑着那正在挑的花,像是在嗅花香呢,一边把彩线拉得嗤嗤地响,就是不肯回话。桂花娘急了,望着女儿那兜兜的脸啪啪就是两耳光。桂花还是一声不响,她娘却顿足捶胸地号了起来。拉尿头早已恢复了元气,站在婆瓜棚下抑扬顿挫地骂,一里一外一男一女一高一低二重唱,直闹得郑家湾鸦飞雀散蛋打狗跳。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刚好在家,我把耳朵掩上放开放开又掩上,最后我躲到了郑家湾小学里,仿佛妈妈的学校是避风港。一抬头,发现泥水张正在给学校那又高又大的围墙抹灰,那围墙后来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那一天泥水张抹得张牙舞爪且杀气腾腾,连妈妈这么勇敢的人都有点毛骨悚然。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道:不许跑桂花家去!不许再跟桂花玩!泥水张气恼起来,一灰刀将你脑袋削去半边!为了顾全我这颗脑袋,也为了我的学习,那个下午我便回中学去了。后来听说这么闹了半个月,泥水张却给拉尿头递话道:人家不愿意就拉倒,把帖子退了吧。这句话让我对这位满身蜊灰的师傅刮目相看,以至我后来见了那些高高在手脚架上的泥水工们都肃然起敬。
那一年,郑家湾来了个地质队员的老婆,讲普通话,自称小柳小柳的。郑家湾都姓郑,从来不叫老郑大郑小郑,所以小柳便让我们感到很新鲜。我、阿眉、桂花瞅空就往小柳那儿跑。中学里刚刚教完勘探队员之歌,小柳也会这支歌,这让我们更加喜欢她。我们四个凑在一起便唱这歌,阿眉老是高半个音,桂花永远是慢半拍,就这么高半个音慢半拍,却别有一番韵味,小柳那间小屋常常飞出那骚动的歌声: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爬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
一次,桂花问小柳:他们、他们地质队、啊勘探队,都挖出来些什么?石块?铜?铁?又问,都用什么挖?锄头?铁锹?还是用炮轰?小柳只是咯咯地笑,笑... -->>
桂花和我同岁,那阵子我们都五六岁模样。
桂花白白净净。团脸,兜下巴,大眼睛。或说,或笑,那脸,那下巴是不动的,那眼珠子虽然会动,也动得极缓,极涩,好像缺了点润眼的东西。
桂花是拉尿头的养囡。拉尿头一天到晚对着桂花骂:我种你个娘!我种你个娘!拉尿头当然有权利种桂花的娘,桂花娘是个梳着头髻的小寡妇,拖着她的会干活的大囡杏花改嫁出郑家湾去了,把个不会干活只会吃饭的桂花丢给了他。
拉尿头一辈子扛棺材,领养桂花那年,他的“扛”龄已经快达六十年,还继续“扛”而不止,只是在棺材两根竹杠中间连一根横担,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将横担拄一会儿,歇过气来再扛。他越歇,主家便越着急,越着急便越害怕得罪棺材头。棺材总是四个人扛的,号称“四把手”“四把手”若是发起犟来,喊声一,二,三!便将棺材当路一撂;棺材虽说最终入土,路上却是绝对触不得地的,不然死人的灵魂是不得安生的。所以每每遇上棺材头歇担,孝子孝女们哪怕正嚎得天昏地暗,也准会及时地跑来说好话,赔笑脸,阔气点的递红包,寒酸点的递香烟,一支又一支的递,递得“四把手”们的嘴巴里耳朵上横横竖竖都是烟,只差没往鼻孔眼里栽了。
没有死人的日子里,拉尿头就坐在家门口的婆瓜棚下喝酒。那个婆瓜棚上每年都挂着两个婆瓜,不摘,看着它们一天天老去,待秋后摘下锯开做瓜瓢。一条骨牌凳,一张矮竹椅,一撮炒蚕豆,一斤牛尿酒,拉尿头很耐心地一滴一滴地抿酒,也很耐心地一句一句地骂,骂着抿着就过了大半天。
不管是死人和不死人的日子里,桂花总能从拉尿头的骂声中,从那个密不透风的婆瓜棚下游离出来,倚在我家那钉着三百六十枚铜钉的大门上,怯怯地,静静地候着,等着我玩。她不敢进我家屋里来,她怕我妈。郑家湾所有的囡儿甚至所有的女人都忌讳我妈,因为我妈做人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又偏偏会挑剔别人。
若是我妈上课去了——顺便说一句:我妈是郑家湾小学里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师——我便赶忙招手让桂花进来。于是我和她席地而坐,或弹炒豆,或背柿瓤。那时候我们都穿小裤衩衩,坐下时,我早已懂得囡儿家应把哪些地方遮严,可是桂花不懂,常常露出那最不应该露出的部位,这便让我有些看不起,可是她却浑然不觉。
不管弹炒豆还是背柿瓤,我们都用“天来打”来决定谁先来。伸出巴掌朝下是“天”;中指架在食指上是“枪”;竖一个大拇指是“佛”;佛破天,天盖枪,枪打佛,如此轮回。桂花的脑子里没弯弯儿,我故意将手举肩上作枪状,她就以天来盖我,天——来——打!等我将手伸向前面,早已变成了“佛”如此往复,她却不思变。所以只要坐下来一会儿,她的那些炒豆柿瓤全都窸窸窣窣地跑进我兜兜里,赢得我索然无味。
有一天,桂花又来到我们家的大门口。隔着院子,她看见我妈忙碌着的身影,便不敢作声。我怕她走掉,便拉长了声音——我家院子大,不拉长声音就不听不见——招呼道:日昼饭吃了么——?
吃了——!她同样拉长了声音回答,嗓门却细细的。
吃么饭——?那天我妈情绪好,我的话便多了。
粥——她显然是害怕我妈,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我也吃粥!
我,我吃饭呢——她发觉自己说错了,很认真地纠正道。郑家湾的“饭”是指干饭。那时候吃顿杂粮干饭、菜干饭都很稀罕,躲躲藏藏像做贼一般,吃顿净白米粥也怕人讲话。想到这个,我便多了个心眼:
我吃番薯丝粥呢!
我吃单单白米饭!——桂花说。
我吃单单番薯丝汤!——我来了戏劲,特别大声地说。
为了这句“单单番薯丝汤”从来只会责怪我的妈妈破天荒地夸奖我道:“两银雇句!”意思是我这句话值一两银子,或者是雇人说这句话要花一两银子。虽说那时我还没见过银子,但妈妈的最高赞扬已让我受宠若惊。妈妈还对着我数落桂花道:真个是呆大囡,吃顿白米饭还嚷嚷得整个郑家湾都听得见!
后来我便到妈的学校里上小学了,桂花也想上,拉尿头暴出眼珠子骂:我种你个娘!种死你个娘!想我供你读书,做梦!叫你阴间的亲爸回转来吧!桂花便哀哀地哭,哭得有气无力,却有股韧劲。于是我妈便跑到拉尿头家里去。见了我妈,拉尿头骂人的舌头便缩了进去。妈讲了大道理,又讲了小道理,拉尿头只是不响。妈便拉了张椅子坐下,教桂花“挑花”那是一种不需要花绷的十字绣花,只需五纱六纱地数坯布的经纬,一挑一挑地用针。背面全是短竖竖,正面却全是小xx,无数的小xx聚在一起便成了美丽的花朵了。
当桂花用挑花挑来的钱缴学费缴到五年级时,拉尿头便将她许给了同村的泥水张。泥水张并不姓张,而是姓郑名阿张。郑家湾的囡儿都要走许人、嫁人这条路,所以桂花便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泥水张好高好高的个儿,高得像风吹的毛竹弯着腰。一个下雨天,我戴着个箬笠去上学,迎面来了泥水张,我异想天开地想看看他的脸,我的头仰了又仰,箬笠啪的一声掉到背后的泥水地里,还是没望清他的脸。
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桂花当然没考上。两个星期后我回到家里,桂花便放下手中的“花”倚在我家的大门上,很生分很羡慕地看着我。我拉了她进来,给她讲我们的县中,讲县中门前的那条金溪,讲金溪尽头的瀑布,和瀑布脚下的观瀑亭。
瓜瓢亭?桂花的双眼便圆了起来,半天一动也不动。我想她长到那么大,肯家只见过瓜瓢没见过亭,郑家湾的女人们,一直到老死也只是见过瓜瓢没见过亭。我比划着向她解释,可是越解释桂花的眼睛便越圆。于是我很想把桂花带到那个要命的亭子里去。可是转头一想,拉尿头虽然不敢种我个娘,但她肯定会“种”得桂花娘不得安生。
寒假里下了场稀罕的大雪,瘦骨嶙峋的郑家湾一夜之间变得又白又胖。我是中学生,总能想出些乡下囡儿想不出的玩意儿来。那天,我避开一湾的人,带着桂花阿眉等几个女友,顺着一条被雪装扮得像白鳗一般的小路,向大麦田前进。一路走着,我一路大呼小叫:雪哪,你是多么伟大,你把肮脏的田野变得这么纯净,你把坎坷的大地变得如此平整!
逃离了妈妈的管束,回避了挑剔的目光,躲开了多嘴的舌头,这世界属于我们,我们不疯更何待!我一下子往雪上躺去,像卷席子一般地卷了起来。阿眉马上学样,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桂花迟疑了一会,显然也抗拒不了诱惑,于是慢慢地躺倒,缓缓地卷了起来。我夸张地笑着,阿眉笑得最尖也最响,桂花也笑,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唯有一次真正的笑。
起来的时候,我和阿眉扭过来跳过去地拍打身上的雪,忽然看见桂花手掩额角,一脸的愁苦。我问怎么了?她说被埋在雪下的一块石头碰坏了。我望着这一望无际的纯净洁白,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面会有着阴谋,更弄不明白这阴谋就对准桂花而不是对准我和阿眉而来。
很快我们都十六岁了。这一年,泥水张父母递过话来,要在腊月廿六娶桂花过门。媒人站在拉尿头家的屋檐下,等着一个爽爽快快的回音。桂花一门心思挑她的花,好像这种图案式的花对最合适不过了,就是不对媒人吐个好字。拉尿头在一旁把她的妈种了一千次,桂花还是不吭气。拉尿头就差了他的扛棺材徒弟,把嫁到外头的桂花妈给叫来了。
我种死你个娘!拉尿头一见桂花娘就骂。桂花娘也是团脸,兜下巴,只是脸皮比桂花多了些黑油,脑袋后多了个牛屎大的头髻。桂花娘一听拉尿头骂,她不急也不恼,只是悠悠地答道:我娘在黄泥山上压番薯,你老要种请上山吧!“压番薯”是埋葬的意思,而“上山”则是专对死人而言。一句话噎得拉尿头气儿不顺,只是将眼珠子弹得像田螺肉,一旁喘喘着去了。桂花娘便拖了把矮椅,面对面地坐着去数落囡儿。她又是劝,又是骂,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桂花把头低了又低,鼻尖凑着那正在挑的花,像是在嗅花香呢,一边把彩线拉得嗤嗤地响,就是不肯回话。桂花娘急了,望着女儿那兜兜的脸啪啪就是两耳光。桂花还是一声不响,她娘却顿足捶胸地号了起来。拉尿头早已恢复了元气,站在婆瓜棚下抑扬顿挫地骂,一里一外一男一女一高一低二重唱,直闹得郑家湾鸦飞雀散蛋打狗跳。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刚好在家,我把耳朵掩上放开放开又掩上,最后我躲到了郑家湾小学里,仿佛妈妈的学校是避风港。一抬头,发现泥水张正在给学校那又高又大的围墙抹灰,那围墙后来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那一天泥水张抹得张牙舞爪且杀气腾腾,连妈妈这么勇敢的人都有点毛骨悚然。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道:不许跑桂花家去!不许再跟桂花玩!泥水张气恼起来,一灰刀将你脑袋削去半边!为了顾全我这颗脑袋,也为了我的学习,那个下午我便回中学去了。后来听说这么闹了半个月,泥水张却给拉尿头递话道:人家不愿意就拉倒,把帖子退了吧。这句话让我对这位满身蜊灰的师傅刮目相看,以至我后来见了那些高高在手脚架上的泥水工们都肃然起敬。
那一年,郑家湾来了个地质队员的老婆,讲普通话,自称小柳小柳的。郑家湾都姓郑,从来不叫老郑大郑小郑,所以小柳便让我们感到很新鲜。我、阿眉、桂花瞅空就往小柳那儿跑。中学里刚刚教完勘探队员之歌,小柳也会这支歌,这让我们更加喜欢她。我们四个凑在一起便唱这歌,阿眉老是高半个音,桂花永远是慢半拍,就这么高半个音慢半拍,却别有一番韵味,小柳那间小屋常常飞出那骚动的歌声: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爬上了层层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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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
一次,桂花问小柳:他们、他们地质队、啊勘探队,都挖出来些什么?石块?铜?铁?又问,都用什么挖?锄头?铁锹?还是用炮轰?小柳只是咯咯地笑,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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